原始環境

在教職上;女性在芝加哥也在公眾部門的許多職務上,擔任主導的工作,而且成就値得肯定。〔…〕這造成了 一個事實,投入這樣大量的女性生產力,大幅提升國家的經濟力量以及富裕程度,這是可以讓我們歐洲人多加思考的情況。尤其在我們歐洲,男性生產力很大一部份都被轉移到兵役上,而使我們相較於美國人處於劣勢。」曾在美國哈佛大學長久擔任教授的心理學家穆斯特貝爾格就很清楚,只有歐洲中產階級的婦女很少就業,卻不是歐洲一般女性也沒有就業:「美國女性的就業壓力是爲了使自己自主,而使自己在社會行爲上達到與男性平等,〔…〕不能只從統計數字上來看,因爲統計數字可能會在〔歐陸〕國家顯示出更高的婦女就業百分比,但她們自主的壓力卻小得多。最基本的在於室內設計動機,幾乎可以說是歐洲女性也工作,因爲土地太貧瘠,無法單靠男性工作養家活口;美國女性工作乃是因爲她們尋找自己的生活內涵。在歐洲各國旅行的人,都可以看到女性從事辛苦的田野工作;這對美國白人是不必要的^對黑人而言當然是別有景況。穿越新英格蘭村落,可在農家前面看到吊床,也常聽到鋼琴聲,婦女不用操心田裡的工作。然而大家都想在城裡就業,以獲取自主生計,使自己有用;寧可在工廠裡工作,也不想在農舍裡無聊,寧可當女老師,而不想在家織些多餘的東西。這種運動在最近幾十年裡,也開始改變德國的社會生活。閥」然而這幅自主就業的美國婦女形象,也受到某些到美國旅行的歐洲人的強烈質疑:「處理這類素材的書籍也極度誇大了男女之間的關係。在幾百萬個有組織的工人、農家和各行各業就業人口的家庭當中,原則上還是由男性當家。並非所有美國婦女都像她們的歐洲姐妹一樣工作,這相當自然而且符合整個生活方式,也就是說她們根本不需要那麼做,」一九一 一年,前普魯士軍官巴涅可夫居住美國二十年後寫道:「在富裕或沒那麼有錢的家庭裡,〔美國〕婦女勤勞地工作,勤快地幫忙,因爲她們生性如此,不做它想。」發現歐洲婦女的不自主,對觀察者而言是不易接受與提出解釋的。婦女在歐洲是否也能較大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可藉著美國特殊的情況加以解釋,也就是與主要由男性進行美洲屯墾有關。法國記者和出版人勾以耶一九〇三年寫著:「美國婦女是整個合眾國眞正的統治者,在移民的原始環境中,移民、獵人和礦工之間,女性是非常罕見的,因此極有價値〔…〕這創造出一種騎士風俗。今日女性在美國不再眞的那麼稀少,然而這個使她們變成珍貴物品的傳統仍然流傳。」所以歐洲人也無須期待或害怕,美國婦女的獨立自主會傳到歐洲來。歐洲人至少同樣經常地拿另外一個小型辦公室出租理由,來解釋爲何歐洲婦女的自主空間較少,但那個理由的適用性只不過稍微好一點而已:那就是精神氣質。

單獨旅行

那種衣服在我們歐洲頂多只能在優雅的療養區穿著,在大城市如此穿著的女性,必定會遇到騷擾的眼光和殷勤的搭訕,在柏林可能還會受到嘲諷的呼嘯。每個單獨站在交通要道旁的女性,只要她們是年輕而俊俏的,不管是完美的舉止或是羞澀的急促,都無法防止她們被喜好冒險的男性當成野女人,而且警察絕不會保護她們,相反地,美國女性不會受到這種騷擾,她們不會被凝望、尾隨,決不會被陌生人搭訕。」「歐洲女性覺得美國女性很勇敢,因爲她們單獨旅行,單獨橫越海洋和大陸,沒有憂慮、沒有不安,」勾以耶於一九〇三年如此描述歐洲女性對美國女性生活方式的反應,「美國女性的勇氣來自於她們沒什麼要害怕的。」一九二 一年柏林教授和語言學家朗波比較歐美女性在公開場合中面對男性的態度:「年輕女性的眼睛不往下看,沒有害羞和羞澀的緋紅雙頰。」他把美國女性和歐洲女性加以比較:「婦人和女孩驕傲或漠然地直視說話者或室內設計觀察者,直直地望進他們的眼睛。每個女性都讓男性感覺到也認知到,她並不把他視爲高她一等,不當他是主人和人類社會的統到美國旅行的歐洲人也清楚,歐洲女性在教育和職業環境中,她們的自由空間和發展可能性受到多大的限制。這點在歐洲人眼中,美國女性也勝一籌。對歐洲人而言,歐洲女性的教育機會比起在美國實在稀少。布萊斯於一八八八年寫道:「爲美國女性受教育所作的準備比較完善,也比歐洲各國好,比起在歐洲各國,比較清楚地被視爲公眾利益的一環。」法國女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布琅琦,筆名朋宗,也認爲美國女性受到比較好的教育:「年輕美國女性所受的大量教育,尤其對那些之後沒有結婚的女性最爲有益。沒有結婚的美國女性,比起相似處境的歐洲女性過得好。沒有婚姻的枷鎖,那使得未婚的法國女性可憐也可笑,她們並不期待婚姻的自由;完全相反地,結婚反而使美國女性失去完全的自由。」一八九三年,奧地利作家和總領事黑瑟瓦鐵克,深入描寫歐洲女性非常稀少的設計就業機會:「在歐洲,她們大部分只能在工廠裡當女工,頂多作到低階職員,例如:收銀員或電報員,再來就是在商店裡、小飮食店、旅館或類似的地方被雇用;女性在美國西岸以她們的教育程度、自主性和可信賴性,與男性完全站在同一等級,她們甚至在許多責任最重的職位上勝過男性。

道德聯繫

在婚姻當中,只有純粹人性面才是決定性因素,〔…〕這一點滲透到整個民族的意識裡,賦予婚姻一種提升過的價値。圓」歐洲人對婚姻有著不一樣的價値觀。美國爲人妻者的獨立自主性雖然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印象深刻,他們卻無意對此做出明確的斷語。雖然他們對歐美的比較並不客觀中肯,原則上卻不偏頗歐美任一方的婚姻。對許多歐洲人而言,很清楚地,上述的那種歐洲婚姻只是過去的情況,而美式婚姻對歐洲人而言,原則上也不被當成模式,因爲美國不是歐洲的未來。再仔細些官史拉西,一九〇五年以筆名阿那多里寫道:「有意思的是,婦女在美國雖然比其它地方都更實現了與男性平等的理想,不管是在精神生活或是在家庭當中,也比在歐洲享有更大的自由,然而我們社會以爲基礎的古老的道德聯繫,在美國並未喪失它們的力量。美國婦女可以有自己的屏風隔間職業,在其中她可享有完全的自由,但也可以放棄會議桌工作,而回到家庭當中,又像在其它地方一樣,做個妻子、母親或女兒。圖」相反地,有些歐洲人則爲歐式婚姻辯駁,他們珍視男性的主導權,然而也重視情感的聯繫,也就是非理性的那一面。德國民族經濟學家史莫樂一八六〇年寫道:「〔在美國〕女性比較美麗,也比其它地方的女性渴求知識,然而缺乏情感的深度、感性的溫暖、感官的脈動。」前節曾引述過的作家索芒認爲,美國的婚前兩性關係,和歐洲婚姻各爲所長 。相同地,德國作家渥鄒根,也對美國的大眾婚姻道德感到懷疑,不只因爲它和歐式婚姻一樣具有兩面,而是因爲它缺乏歐洲的情慾:「這種〔美式〕婚姻的看法,是否爲其贏得神聖性,我不敢妄加斷語,然而我想,在那其中卻喪失許多神聖的愛。很多這種單方面的牧師式的道德看法,對我們歐洲人而言是很奇怪的。瞧」到美國旅遊的歐洲人不只在婚姻的私人生活上,也在社會公開場合、教育和職業上察覺歐洲在兩性關係上的特色。
首先是在公共場所中,因爲這是歐洲人以遊客身分最容易接觸到的。歐洲人在美國首先察覺,歐洲女性要出現在公共場所有哪些困難,而她們的個人自由空間在當時的歐洲公共場所如何不被尊重。「這也是個値得注意的事實,在像紐約這樣的一個世界都市,身爲妻女的女性在很晚的時候,仍可以單獨走在街上,而不必害怕她們在任何歐洲大城〔…〕一定會遇到的事,」阿特黑爾一九〇五年時訝異地確認:「任何對婦女騷擾的人一經指認,都要受到鞭笞或鉅額罰金,甚至監禁的懲罰。」作家富爾達一九一四年也發現,美國婦女在服飾上「也毫不畏縮,不會因爲害怕引人注目或受到挑釁,在歐洲我們則把這種恐懼加在她們頭上。在大城市,尤其在紐約,女士們穿著休閒服閒逛。

受盡苦難

在我們這裡,人主要爲別人而活;在美國每個人主要爲自己而活。」美國女性和歐洲女性相反,一九一四年上面而非必須從太陽先生那裡借光的月亮。婚姻因此在她們的生活當中,並未具備像對歐洲婦女所具的基本意義,沒有結婚對美國女性而言,也不像對歐洲女性那樣可怕。雖然她們很少逃避婚姻,然而也不是從一開始就有關鍵字行銷系統地主導她如何被打扮,或自己如何穿著。」歐洲女性的不自主也表現在婚前關係上。德國作家渥鄒根對此評論道:「美國道德觀對德國式的『關係』或法國大學男生的『風流』感到深惡痛絕。美國年輕女性則對無私奉獻、情深似海的德國『葛麗卿』,或是法國的『俏佳人』,不只感到震驚,尤其覺得她們蠢得可以。二在和美國比較之下,也讓歐洲人不只察覺到歐洲女性的特性,還有歐洲的兩性關係,尤其注意到歐洲男性面對女性時的優越感。曾長時間居住在美國的英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布萊斯就寫道:「歐洲人在美國社交圈待上一晚,就一定會注意到,〔在美國〕男性對女性的態度,和我們在家鄉習以爲常的不同。一般歐洲男性在和女性談論嚴肅話題的時候,通常傾向擺出一副架子,就算這個女性在智識、性格、社會地位上高於這個男性,他還是認爲,身爲男性就具有優勢,因此有意無意地用上對下的口吻對她說話。女士也習慣這種情況,而不會覺得厭惡,只要那不是太沒品味。美國人則不這麼想,他和女性說話的態度,就像和一個男性說話一樣。」周註:「葛麗卿」是歌德《浮士德》的女主角,爲了愛情而受盡苦難。
法國女性作家和中學老師杜賈,在一八九六年與美國相關的書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在歐洲,使每個男人,不管他庸俗與否,相信自己高於優秀女性的男性自戀,在這裡〔美國〕是看不到的。美國男性極少以那種歧視和殷勤接待女性,而這種態度在我們這裡,則被當作是男性被迫這麼做的。相反地,美國男性對待女性的態度,和對待男性的一樣,他津津有味地傾聽女士說話,而這種表現出平等和尊重感的社會關係的魅力,幾乎像儀式般,是難以形容的。」德裔美籍的心理學家穆斯特貝爾格,以歐洲傳統年輕女性的教育解釋這種男性優越感:「到目前,歐洲女孩子在對這種男性優勢的信仰中被教養長大,她自己都習慣不將自己的特殊稟賦視爲具獨創性的,直到依附在男人的身邊,她才具有文化意義,而她較低的知識教育也無意識地灌輸她,如果她走入婚姻和一個男性達到內在的結合,她的精神層面也會因此提升:直到那時,她的人格才會完整。」此外,歐洲男性常以物質眼光看待婚姻:「美國婚姻的意義不同,比歐洲大陸來得純粹;美國婚姻並不包含商業因素。〔…〕有seo系統地尋找妝奩豐厚的女性,對新世界是陌生的,而且根本就不美式。

自由空間

其他之後將密集討論的重要主題,在這個時期還不十分受到重視,例如:國家的角色、公眾社會保險、歐洲公民統治、歐洲教會的世俗化和對公眾降低的影響力、歐洲的辦公桌消費形式、媒體的角色、罷工和勞動抗爭在歐洲的發展。歐洲自我認識在這個動搖期的重點,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並未完全消失,然而對一九一四年之前這段時間的影響特別重大。
三二 一. 一 歐洲較小的自由空間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幾十年間,歐洲人的社會自我認識的第一個大課題是家庭,家庭成員之間、歐洲的夫妻親子之間的關係。如前所述,討論主要圍繞著家庭和公開場合中的社會自由空間,然而也關於擴展後的自由空間所帶來的未來展望,和它所造成的憂慮。
歐洲婦女較小的自由空間美國兩性之間的關係特別使歐洲人反思自己的社會,如前節所提到的,因與美國對比而使歐洲人感到驚訝與迷惑。大部分到美國旅遊的歐洲男性,非常注意美國女性和她們在婚姻和公開場合當中的自由空間,他們有關這個課題的用語於是顯得特別古怪。外交官和作家索芒描述他和一個美國女性調情的景況:「對某些人是甜美的香味,對其他人則是危險的毒藥。想一親芳澤,而又不願因此喪命的人,是沒個性或許也沒有心的人。」德國鄉土作家波仁兹於一九〇三年如此描寫美國女性:「對歐洲人而言,她們是世界上最難解的。」對美國男性的描寫則是:「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當男性面對這麼多和藹和親、魅力十足,而且看似完全不矯揉造作的熱情表現時,竟然不曉得大顯身手一番。鬧」法國左派自由主義記^和出版人勾以耶,於一九〇三年評論美國女性對待男性的公開舉止:「令歐洲人感到震驚。」一九〇五年,瑞士牧師阿特黑爾在他的辦公椅工作日記中,表達他的看法:「美國是女性的天堂。鬧」德國教授和語言學家朗波寫道:「女性表現出來的自覺和獨立,使人感到驚奇。」歐洲人經歷美國社會以後,常注意到歐洲女性在婚姻當中的依賴性和無法自主。阿特黑耳牧師就表示:「在〔美國〕街上很少看到夫妻挽臂而行,其原因不在於丈夫太舒服,或是妻子會跟不上腳步,而是她拒絕被牽著走,因爲她自己會走。」一九〇三年,歐洲和美國的已婚婦女對勾以耶而言,同樣有著基本上的差異:「歐洲女士表現柔弱的魅力,和錯誤的順從時閃閃動人〈我說:「錯誤的」,我們不要自欺欺人!)她們想取悅別人,魅惑她們的犧牲者。美國女性尤其知道自己的權力,她喜歡馴服別人,使別人屈服〔…〕。兩性生活〔在美國〕不像在我們歐洲那樣緊密相互結合,個人性格比較強,和家庭的聯繫比較鬆。

價値觀論

首先還停留在觀念之中,然後隨著「煤鋼聯營」成立建立起歐洲決策中心,這是歐洲公共社會形成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第一 一個轉變發生在一九八〇和九〇年代,從這個時候開始,不僅歐洲文明論述變得密集,而是在根本上也有所改變,因爲參與者實現了歐洲權力中心的成形,這個中心擁有許多權力,同時隨著英國、伊比利半島以及不結盟的歐洲國家的加入,這個中心眞正可以被視爲歐洲的代表。在此情況下,有關歐洲的論述從一種遠離天然酵素的價値觀論述,擴大成爲對歐洲權力中心的批判、討論和提供決策的計劃,並因此而拉近了和輿論的距離。當然,歐洲輿論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繼續平行發展,主要是在各國輿論的範圍內,對歐洲議題進行錯綜複雜的討論。有關歐洲的論述頂多只能在專業人士的討論之中^但幾乎無法在一般輿論當中有全歐性的論壇、媒體可爲奧援並獲致共通的語言。
結後語本書大部分乃是根據史密特—葛尼西博士接受資助而進行的研究計畫當中所收集的資料,我們雙方同意,他將這些資料用在他的教授升等論文當中,主題是一九一四年前德國中產階級的對於美國想像的比較,而我則將之用於闡述本書關於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歐洲人的自我認識。到亞洲旅遊的歐洲人的旅遊報導,是來自也由資助的洪大學硏究小組,由歐爾特領導的「歷史社會學的社會比較」小組所收集的資料。到美國旅遊的義大利和西班牙人旅遊報導則是由洪堡大學資助史特勞赫所收集的,史托矣克勒進行校對,波矣爾巴赫進行審校編輯。一九九六年,法國人類科學院院長埃馬慷慨地邀請我在巴黎所作的硏究停留,對本書多所助益。我也從跨學科的硏究小組「歷史社會學的社會比較」的討論當中,以及我和寇卡與席格里斯特舉辦的比較社會史硏討會,還有索爾朋(巴黎第一學院)的居絡、法蘭克巴與波舒阿。旨邑帶領的硏究小組「二十世紀的歐洲人認同」,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和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和帕瑟里尼共同舉辦的歐洲自我認識圓桌會議,我和洪堡大學的學生,以及桕林硏究所「社會比較」的博士候選人共同進行的課程獲益良多,還在柏林、必柏巴赫、埃森、佛羅倫斯、曼海、巴黎、司徒加特以及廣島等地,關於該辦公家具主題的演講或硏討會當中學到許多。
我感謝對本書遲遲未出版所展現的耐性,本書因爲我在洪堡大學從一九九一年起的新任務,以及因爲我參與兩個研究機構而延遲出版,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歷史社會學的社會比較」小組,我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擔任這個機構的發言人,另一個是「比較歐洲歷史硏究中心」〈 一九九八),我和中心主任寇卡,以及西爾德麥爾與松德豪森合作。還好一九八九\九〇年的東西分裂之後,歐洲論述並如擔心地結束,反而比之前更加活躍,可以說本書也是對這個論述的貢獻之一。

公共社會

直到一九六〇年代開始,這種歐洲自我認識才慢慢的,然而不完全地充滿方案性的內涵,和在戰前時期以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同,現在的歐洲自我感受有完全不同的內涵,尤其是包含民主思想、歐洲內部和平保障、經濟現代化和富裕國家,也包含社會保險。無論如何,這種新的自我認識還是不穩定的、自我批判的,受到半世紀的歐洲危機經驗的影響。在這個時期歐洲人放棄了優越歐洲的想法,但那是不情願的,然而鑑於去殖民地化、美蘇的世界強權角色和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magnesium die casting復甦,於是成爲無可避免的。在歐洲內部的差異也同時彌平,歐洲內部有活力的工業化的歐洲人,面對南歐和東南歐邊陲地帶時,舊有的優越感逐漸消失。出於南歐和東南歐的振興,這種改變也是無法避免的。然而個別看來,很難說這個現代的歐洲自我認識是如何以及被誰賦予內涵的,因爲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的論述並非十分活躍。直到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也就是在一九八九\九一年的轉變之前,歐洲人對自身文明的內涵和目標的自我理解才又活絡起來。直到八〇年代中期,才開始逐漸討論到歐盟的政治機構,將之加以合法化或加以批評,而比較和政治決策相關連。現代歐洲自我認識的形成過程,也和歐洲民族國家認同的有所差異,後者比較久遠,而且以完全不同的條件和內涵而形成。
四.四歐洲自我認識和歐洲公共社會最後,歐洲文明論述也是歐洲公共社會誕生的重要脈絡。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對歐洲文明以及當時還很遙遠的歐洲政治統一的論述顯示,歐洲公共社會在「歐洲」這個論述空間之下是存在的。歐洲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超越國家界線而相互對談。無疑地,關於歐洲的論述只是這種對談小小的一部份,這個對談討論無數的政治和學術議題,從十九世紀起就不再只是少數個人的溝通,而是在會議中、在共同的國際聲明與臭氧殺菌文獻當中進行。此外它也頗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所影響,歐洲在民族主義當中分崩離析,爾後又受到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東西陣營分隔之累。然而歐洲文明論述也顯示了 ,這個歐洲對談不只被用來傳遞知識,而是也反思將歐洲視爲一備文明而加以探討。然而這個歐洲文明論述也讓人認識到「歐洲公共社會」的極限。這個公共社會並不完整,因爲它缺乏公共社會的三個基本要素:它並非對權力中心和政治決策批判的平台,而且缺乏和建構歐洲體制論述的關連性,媒介性論壇和組織、全歐的運動、協會和媒體的發展都很弱,幾乎付諸闕如頗具影響力的公眾意見和有權力的公眾代表,因此這個歐洲文明論述長期以來只能算是歐洲公共社會的前期發展。這個歐洲論述在一 一十世紀有兩個重要的轉變。第一個轉變發生在政治整體討論中,可回溯到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可能更早,在這想法中,政治整合計畫再也不是不損及各國自主權的情況,而是建構具有決策能力的跨國機構。在極端危機的情況之下最合理而有效地造就這個轉變,就算少數歐洲人在之前已經發展出這樣的看法。

自我表達

第四種歐洲自我認識的類型認爲歐洲文明既不優越,也不處於劣勢,更不特別現代,而是以它的特點,以其優點或弱點而身爲許多文明其中之一,強調其差異性。在這種自我認識當中,歐洲文明和其他文明被比較,以更進一步了解歐洲自己,或向他人學習。不少歐洲人在整個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選擇這種自我表達,有意地排斥die casting意識想法、排斥受威脅憂慮的想法,或是特意和歐洲與西方的現代化使命保持距離。歐洲人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接受這種自我認識,而在六〇和七〇年代之後再度重拾,這也是出於新的外來移民的要求。這種自我認識也在民族國家認同當中散播開來,尤其是從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開始,然而在整個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畢竟少見,以用來界定自己和其他歐洲國家爲主,鮮少用在和歐洲以外的文明的劃分上。最後,第五種歐洲自我認識類型不像其他幾種類型,比較少針對外界而多向歐洲內部。它將民族、宗教以及相互競爭的內部多樣性,當成獨一無一 一的歐洲特點。這種自我認識類型一直都存在,然而它從八〇年代中期開始發展特別蓬勃,尤其是藉以抗拒位在布魯賽爾的權力新中心和從那裡發出的統一趨勢的強制力,這樣的自我認識當然也可在民族國家認同當中發現,然而大部分沒那麼強烈地涉及內部多樣性。這種認同因此也可被視爲歐洲特性。
整體看來,歐洲自我認識的不同類型,不能只視爲民族國家認同的翻版,而是具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將歐洲自我認識只視爲比民族國家認同更好的替代方案是不切實際的。它在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雖然很少成爲歐洲戰爭和種族屠殺的意識形態基礎,然而它的優越感也造就出歐洲殖民帝國。歐洲對威脅的憂慮,主要被納粹政權用爲向蘇聯作戰時的宣傳,雖然在它的背後,無論是納粹當權者或德國百姓都缺乏眞正的歐洲自我認識。那種歐洲觀點只被用來進行煽動,藉此掩飾一個歐洲民族公然對另一個歐洲民族採取的剝削式霸權主義。歐洲自我認識直到目前未曾像民族主義一般喪失信譽,然而許多歐洲自我認識類型在特定的政治情況下,恐怕導致類似民族主義的危險發展。無論如何,歐洲自我認識有機會向民族國家認同的aluminum casting學習,而避免重蹈覆轍。
二現代歐洲自我認識的形成在歐洲文明論述之中,現代的、霸權主義結束以後的歐洲自我認識並非突然形成的,而是在一 一十世紀當中逐漸形成。在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一九六〇年代的自我認識的危機期,歐洲人開始公開表達自覺是「歐洲人」,以及他們在這個危機之前,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是天眞、不自覺的、未表態的歐洲人。然而這種在兩次大戰期間,和緊接著的戰後時期的歐洲自我感受還是相當混亂,從當時的言論幾乎無法找出,是什麼造就這種歐洲自我感受,它有何種內涵。

陰鬱氣氛

歐洲畢竟在地理空間上有所不同。隨著伊比利半島於八〇年代加入,幾乎所有不結盟的歐洲國家都在九〇年代加入,歐盟在蘇聯帝國瓦解以後,對東部歐陸敞開大門,歐盟涵蓋越來越大部分的歐洲,並喚醒將翻譯公司視爲整體的期待。歐洲文明論述因此獲得新的政治動力,而不再有一九四〇年代晚期,因歐洲的分裂而產生的陰鬱氣氛和與世隔絕感。
二歐洲自我認識和民族國家認同的差異從這個幾乎長達兩百年的論述結晶出來的歐洲自我認識,並非單純只是民族主義在較高層級的重複。歐洲自我認識直至目前仍未具備像民族國家認同的份量,它只是許多認同之一,因此影響也沒那麼深遠,對政治權力鬥爭和操控而言比較沒那麼有益。尤其還有不同的歐洲自我認識類型形成,在此可辨認出五種歐洲自我認識類型。第一種自我認識類型由長期的、幾乎不可改變的、廣泛的、歐洲超越世界其他文明和社會的優越感組成。這種歐洲自我認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都佔主流地位,只有在接下來的歐洲自我認識危機期才逐漸被放棄。這種優越意識在歐洲自我認識之中,明顯地比在歐洲民族國家認同之中更清楚。
第一 一種歐洲自我認識類型認爲歐洲受到歐洲以外的文化、經濟或政治和軍事強權的威脅。在這個抗拮的自我認識當中,歐洲人並不自認比較優越,而是相反地處於劣勢,只帶著少數歐洲殘餘優勢。這種自我認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零星出現,尤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被凸顯出來,而持續到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自此之後越來越少出現。這種自我認識類型無疑的對許多歐洲以內的民族國家認同也有所影響。歐洲的被威脅感不僅源自其他的對手,而且也出現於別的時期,然而它大部分只是針對文化上或經濟上的對手,鮮少針對軍事上或政治上的對手。在冷戰期間,當這個威脅是軍事性的時候,「西方」而非歐洲變成是自我認識的主要框架。第三種自我認識的類型認爲歐洲是普世現代化過程的一部份,後繼者在這其中有迎頭趕上的良機。歐洲在現代化過程中只是次要的而非中心角色,這和早期的優越意識不同。歐洲的特點在這個自我認識之下,通常並未特別加以凸顯,常只侷限於早期而現今已過時的歷史先驅角色。這種自我認識最常在五〇和六〇年代之間被表達,之前和之後都很少見。這種自我認識在歐洲民族翻譯公證認同當中很少看到,頂多只在英國或法國認同的某些形式當中,可看到類似的理解。

社會多樣性

首先是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和義大利稍後是一九七〇年代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而從一九八九年開始,東歐也有新的契機;最後是對歐洲越來越長的和平時期的網路行銷經驗,很清楚地,這並非只和超級強權的安全保障有關,而是也出於歐洲人的和平意願而建立起來的。歐洲自我認識在這個自信時期,有著比早先各個時期都來的明顯的對其他歐洲以外的社會的持續開放態度,不管是著重彼此差異性,或是哪一方是優勢或劣勢的。同時,被正面評價的內部文化和社會的多樣性,其意義越來越重大,不同於顯得均質許多的美國、日本、中國社會以及長時間似乎如此的蘇俄,這種多樣性對歐洲自我認識的意義也增強了 。
從一九八〇年代起,歐洲自我認識是否展開第五個時期,目前還看不出來。雖然有一連串的新發展,然而一九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距離我們還太近,因此無法加以評判,這些發展究竟只是片段的,還是長遠的改變?首先在這個十年間,「公共社會」對歐洲這個主題有種前所未有的、新產生的興趣,因此也使歐洲文明、社會和文化論述重新熱烈起來。就算從這個轉變開始,歐洲自我認識的內涵並未產生根本改變,即使如此,卻有許多書籍和文章發表,討論歐洲的文明以及它的歷史。這個論述的興盛從一九八九年前就開始了 ,但是和蘇聯帝國的瓦解有更大的關連,在這之後,世界不再被分成具有不同世界觀的陣營。此外馬斯垂克條約和後續的公投,還有阿姆斯特丹合約,也將公共社會動員起來,這是「歐洲」這個主題從未經歷的。這種動員也提供一個新的強烈的動力去討論歐洲文明,歐洲政治人物現在也開始同樣對歐洲文明產生興趣。第二,從八〇年代開始出現了各種歐洲象徵的再興:帶著十一 一個黃色星星的藍色旗子,突然變成大量出現在公共建築上面的象徵符號,它出現在車牌上,也不期而然地大量出現在廣告當中。此外並有歐洲文化城市、成爲媒體象徵的歐洲公共電視台,以及經過重新詮釋的歐洲地名^其中包括了凡爾登、被視爲圍牆倒塌象徵的柏林,或者是英吉利海峽隧道。也許歐洲紙鈔也會變成這類象徵。這些歐洲象徵部份是歐盟新貿協政策的成果,然而也有一些比較沒那麼成功的符號,例如:歐洲歌或歐洲日;部份歐洲象徵則是出於歐洲人自發的認同。第三個新發展同時也解釋了歐洲文明論述復甦的原因:歐盟的決策越來越影響到百姓的生活,而且在公共討論中出現的次數日益頻繁^因爲歐盟在外交和對外安全政策、在移民和內部安全、在社會秩序和文化等方面都獲得了新的權力。政治決策的形式因而有所改變。歐洲公民更加積極參與決策,這部分是藉著公民投票,部分也經由位於盧森堡的歐洲法庭所進行的訴訟程序,不過越來越不透過選舉。其中的理由是:選舉結果無法提供明確的替代性政治選擇,以致許多歐洲公民藉由選舉時的棄權來表達自己的選民意願。這是討論歐洲文明增加的背景之一。